☆印度旅游宣传长期使用“Incredible India”这个口号股投网配资，中文通常译作“不可思议的印度”。北印度旅行之后，我发现“不可思议”这个词用来形容印度恰如其分：一座举世闻名的建筑，可以在距离300米时仍然“隐身”；一个被牛粪和垃圾包围的城市，却能让一名来自日本的旅居者感到治愈；一个兼职司机的军人，会在那个特别的春节给我打国际长途，问候我和我的家人。
☆这些“不可思议”，正是这片“初转法轮”之地最大的魅力。我依然憧憬着第三次印度之行。
文｜丁梓沪
责任编辑｜杨嘉敏
01
阿格拉：隐身的泰姬陵
到达北印度的第一天，我就遭遇了不可思议的灵魂拷问。
从阿格拉（Agra）火车站去旅馆的路上，载着我的“嘟嘟车”（Tuk-tuk）熟练地在阿格拉的晚高峰中走街串巷。这种机动三轮车（auto-rickshaw）十分灵活，一会儿插进汽车之间，一会儿贴着摩托车掠过，一会儿又从两头牛中间奋勇突围。司机的驾驶技术让我想起冯巩在相声《皇冠与面的》里的经典台词：“像您这种身躯，只要能并排过去俩，我们面的就敢往里扎！”
嘟嘟车司机显然比过去的北京面的师傅更加“艺高人胆大”。开着开着，司机突然回过头来问我：“你们为什么要和巴基斯坦联合起来对付我们？”
我一下愣住了。一个刚下火车的中国游客，要如何在几秒内讲清楚中印关系、印巴矛盾、克什米尔问题和南亚地缘政治？正当我组织语言时，突然发现一辆卡车横在前方。而嘟嘟车司机还扭着头，执着地等我的答案，完全没有看路。
“Watch out!（注意！）”我大喊。
司机猛踩刹车，嘟嘟车在距离卡车大约三十厘米处停下。我惊出一身冷汗。
无论如何，一场潜在的“国际冲突”，就这样被一场险些发生的交通事故冲散了。
▲雾霾中的泰姬陵 摄影 丁梓沪
阿格拉最响亮的名片自然是泰姬陵（Taj Mahal）。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上半叶，这里是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重要的政治中心。帝国第三代皇帝阿克巴大帝（Akbar）在这里重建阿格拉堡（Agra Fort）；他的孙子、帝国第五代皇帝沙贾汗（Shah Jahan）则把莫卧儿建筑推向了最精致、最奢华的阶段。
1631年，沙贾汗的皇后穆塔兹·玛哈尔（Mumtaz Mahal）在生下第十四个孩子后去世。伤心的皇帝化身“霸道总裁”，用帝国财富、工程能力和皇权意志，调动约两万名工匠和劳工，为逝去的爱人建造一座陵墓。泰姬陵从1632年前后开始兴建，主体陵墓在1648年完成，而整个建筑群到1653年前后才基本竣工。工匠们用白色大理石、宝石镶嵌、几何与花卉图案以及《古兰经》书法，装饰出一座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
不过，直到距离泰姬陵大约300米，我还是没能看清她的轮廓。她飘浮在灰白色空气中，像冥婚中穿着婚纱的新娘，与你阴阳相隔。手机上显示PM2.5到了700以上。
印度北部冬季的严重空气污染，已经成为一种世界闻名的季节性环境公害。印度气象局研究显示，每年11月至次年2月，低温、弱风和逆温等气象条件容易把污染物困在近地面；机动车尾气、道路扬尘、垃圾燃烧等排放的污染物难以扩散，形成高浓度的PM10和PM2.5颗粒物。雾滴还会与气溶胶相互作用，让本来就不透明的空气更加朦胧。
泰姬陵因此患上了一种奇特的“现代病”：几百年前，两万名工匠和劳工让它成为世界上最醒目的建筑之一；如今，人类又用工业化和空气污染把它重新隐藏了起来。
空气虽差，却抵挡不了游客的热情。上午9点多，泰姬陵几乎每个角落都站满了人。主陵中央摆放的是沙贾汗和穆塔兹的纪念性石棺（cenotaphs），真正安葬遗体的墓室位于下层。穆塔兹的石棺位于建筑中轴线上，旁边就是沙贾汗的石棺。印度游客对陵墓想来没什么忌讳，纷纷摆出V形手势与石棺合影。
阿格拉还有一座常被泰姬陵抢去风头的阿格拉堡。它的红砂岩城墙绵延约2.5公里，内部有宫殿、庭院、清真寺和防御设施，曾是多位莫卧儿皇帝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地方。按照流传最广的说法，沙贾汗晚年被儿子、莫卧儿帝国第六代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幽禁在堡内，只能隔着亚穆纳河（Yamuna River）遥望妻子的陵墓。直到死后，他才再次与妻子“团聚”。
今天的阿格拉是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重要城市，也是北印度“黄金三角”旅游线路的重要一环。泰姬陵、阿格拉堡和附近的法泰赫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三处世界文化遗产，为它带来源源不断的游客；但这座城市并不只靠旅游业，制鞋、皮革、石雕、大理石镶嵌和其他手工业同样是其重要产业。
▲阿格拉堡的贾汉吉里宫（Jahangiri Mahal） 摄影 丁梓沪
为何要在“雾月”来印度旅游？因为我更害怕印度的高温。每年春夏季，北印度经典路线：阿格拉、瓦拉纳西（Varanasi）和拉贾斯坦邦（Rajasthan），动辄四十多摄氏度的温度实在过于劝退。此外，2019年秋天，印度向中国等国公民推出了最长五年的电子旅游签证，申请手续也比以往简便。可惜的是，2020年2月，我收到印度电子签证系统发来的一封邮件，告知我的五年期旅游电子签证已被暂停，“待疫情结束后恢复”。当时，我的签证还有四年多有效期，但它最终没有等到恢复的那一天。
02
瓦拉纳西：迷雾中的恒河
见到瓦拉纳西之前，我刚经历了一次不可思议的甩站之旅。
去印度前，我就提前买好了14854次“马鲁德哈尔快车”（Marudhar Express）的卧铺票。车票显示，列车将在晚上8点15分从阿格拉堡火车站（Agra Fort）出发，第二天上午10点半抵达瓦拉纳西。时间虽不短，但有卧铺，睡上一觉就到，听起来非常合理。
晚上8点10分，我已经在阿格拉堡站等了半个小时。奇怪的是，离预定发车时刻只有5分钟，车站大屏却迟迟没有显示这趟车的任何信息。我满心狐疑地去询问工作人员，对方看了一眼车次，平静地告诉我：“这班列车今晚不停这里。”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车票上白纸黑字写着阿格拉堡站，火车却不来了。后来我检查订票时留下的邮箱和电话，都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工作人员随后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急，但你先别急，这趟车会在一个小时后停靠40多公里外的另一个车站，你可以打一辆嘟嘟车去追”。
鉴于上次坐嘟嘟车险些“亲吻”卡车的经历，我已经不敢把命运再次交给“印度三蹦子”，更不敢交给一列会临时改变停站计划却不通知乘客的火车。我火速在网上买了一张晚上9点半出发的卧铺大巴票，又叫了一辆正经出租车，奔向几公里外的汽车站。
大巴上的卧铺还算干净，但没有暖气，四处漏风，也没有毯子或被子。夜间气温已降到个位数，躺在车里就像躺进一台冰箱。我只能把带的衣服全盖在身上。司机开得飞快，还不停鸣笛。记得一位YouTube博主介绍过，印度公路上的喇叭声具有丰富语义：短按一下是“我要超车”；连续两下是“你别过来”；长按是“我已经过来了”；持续不断地按……可能是司机听某首神曲听嗨了，用鸣笛来伴奏。
天还没亮，大巴便提前半个小时抵达瓦拉纳西。迎接我的是凛冽的寒风、浓重的迷雾和一座尚未苏醒的城市。
▲瓦拉纳西恒河边的火化场 摄影 丁梓沪
瓦拉纳西古称迦尸（Kashi），坐落在恒河（Ganges）中游一段弯曲的河岸，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一。英国殖民时期，这里通常被称为贝纳勒斯（Benares）。对印度教徒而言，它不是一座普通城市，而是湿婆（Shiva）之城，是人与神、今生与来世、日常生活与终极解脱之间的一道门。印度教传统认为，在瓦拉纳西死去并经火化，有望摆脱轮回、获得“解脱”（moksha）；活人到恒河中沐浴，则可以洗去罪孽。所以哪怕是寒风刺骨的冬日清晨，仍然有不少人在河中“冬沐”。
恒河流经许多印度城市，却只有在瓦拉纳西，城市像一座巨大的露天剧场，沿着河岸层层展开。石阶从街巷一直伸进水中，形成一座座河坛（ghat）。在河坛上，有人沐浴，有人洗衣，有人祈祷，有人拍照，也有人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等待生命终点的来临，相信恒河能将自己的灵魂送往彼岸。
你当然可以说瓦拉纳西很脏。狭窄街道上有牛粪、垃圾、积水和一些动物的尸体。牛占据道路中央，摩托车从牛旁边挤过，行人从摩托车旁边挤过，猴子在屋顶上观察这一切。脚下每一步都需要谨慎，又要提防从楼上泼下来的水。但奇怪的是，这座在卫生意义上很难称得上洁净的城市，却吸引了不少来自发达国家的长期居住者和修行者。
我在一家日料店吃饭时，来自日本的店主告诉我，她第一次来到瓦拉纳西就爱上了这里，已经在此生活了15年。“为什么要来瓦拉纳西？因为我被这里治愈了！”
我感到好奇，就问她，治愈你的是什么？她说，是瓦拉纳西不隐藏任何东西的态度。“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擅长把一切令人不适的东西移出视线。垃圾通过管道和车辆运走，病人进入医院，老人住进护理机构，遗体被送往封闭的殡仪馆。人们生活在井然有序的空间里，却很少有直面生活和死亡的机会。”
在她看来，瓦拉纳西恰好相反。这里把生与死摆在同一段河岸上：有人祈祷沐浴，也有人火化亲人；一个人刚把花灯放入河中，另一个人的骨灰已经随水而去。“生与死在这里就是日常。这种对无常的诚实，让我得到治愈。”
太阳落山后，恒河边开始举行著名的敬河仪式，通常被称为恒河夜祭（Ganga Aarti）。夜幕降临，多名祭司穿着统一服装，站在临河的平台上。铃声、鼓声和诵唱声响起，他们依次举起香炉、烛台和多层油灯，面向恒河挥动。祭司的动作高度整齐，灯火从左到右、从低到高，既像宗教仪式，也像一场大型舞台演出。火焰在黑暗中画出一圈圈弧线，烟雾与河上的薄雾混在一起。
岸上挤满信徒和游客，有人双手合十，有人随歌声吟唱，有人把装着鲜花和蜡烛的小叶舟放入河中。叶舟顺水漂远，火光越来越小，仿佛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愿望交给了恒河。
▲在瓦拉纳西，祭司进行恒河夜祭表演。 摄影 丁梓沪
看完仪式，已是将近晚上9点。我买了一杯印度酸奶（Lassi），沿着河岸往旅馆走。路过一处火葬河坛，火焰仍在燃烧，日夜不停地送人上路。一处带炉膛和铁栏的火化设施里，火苗从栏后蹿出；工作人员添入木柴，家属站在一旁，行人继续赶路……死亡像一项每天都必须完成的工作。
看着炉火，我回味着那位日料店老板娘的“治愈”理论，还不能完全认同，却已经能够理解几分。譬如，虽然对印度饮食的洁净程度有所耳闻，但我还是荤素不忌地品尝了许多街边小吃、甜点和印度酸奶，而我那经常“罢工”的肠胃，却一直运转正常。那句在中国游客中流传的“喝Lassi，必拉稀”，并未在我身上应验。这或许也是“治愈”理论的一种体现吧。
回到旅馆，我躺在床上，手机弹出一条印度铁路（Indian Railways）订票系统发来的短信。那趟放我鸽子的14854次列车，预计将在第二天凌晨1点多抵达瓦拉纳西，比原定时间晚点约15个小时。短信里，对晚点给乘客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却没有提到任何补偿。我看着短信，心中竟然升起一丝感激：这次临时“甩站”，也许是对游客的一种慈悲。
03
鹿野苑：佛陀的圣地
在佛陀的讲经之地鹿野苑（Sarnath），我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小联合国”。
从瓦拉纳西向东北行驶约10公里，穿过拥挤的街道和不断鸣笛的车流，便到了鹿野苑。这段路程并不长，但气质却完全不同。在瓦拉纳西，湿婆、恒河、火焰、死亡和轮回同时涌到眼前，宗教以最喧闹、最感官化的方式存在；而鹿野苑开阔而平静，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国度。
佛教传统认为，释迦牟尼（Gautama Buddha，亦称Shakyamuni）在菩提伽耶（Bodh Gaya）的菩提树下悟道后，来到鹿野苑寻找曾与他一同苦修的五名同伴，并在这里第一次宣讲教义。这次宣讲被称为“初转法轮”，五名修行者成为最早的弟子，最初的僧团由此形成。
从那时起，鹿野苑就成为佛教圣地。公元前3世纪，笃信佛教的孔雀王朝（Maurya Empire）皇帝阿育王（Ashoka）在这里兴建佛塔、寺院和石柱。阿育王石柱（Ashoka Pillar）顶部的狮子柱头（Lion Capital of Ashoka）由四头雄狮背向而立，柱头下方的圆形台座上刻有象、牛、马、狮和法轮等图案。1950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采用这一狮子柱头作为国徽；而印度国旗中央的24辐阿育王法轮（Ashoka Chakra），也来自同一套佛教与王权象征体系。
鹿野苑最醒目的建筑是达梅克佛塔（Dhamek Stupa）。巨大的圆柱形塔身高约44米、直径近30米，底部以石块砌筑，上部为砖结构，表面残留着精细的几何与花卉雕刻。现存塔体经历过多个时期的扩建和修缮，其早期基础通常可以追溯到阿育王时代，今天所见的石雕装饰和主体形态则主要与笈多王朝（Gupta Empire）及后来的增修有关。佛塔没有门，也没有楼梯，游客不能进入。它像一枚巨大的封印，沉默地立在草地上。
▲鹿野苑的达梅克佛塔 摄影 丁梓沪
中国人对鹿野苑并不陌生。公元7世纪，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时曾来到这里，并在《大唐西域记》中留下详细记载。他笔下的鹿野苑寺院规模宏大：“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阁，丽穷规矩。”他还记录了寺院、佛塔、石柱、僧侣以及佛陀初次宣讲的遗迹。
站在今天的废墟前读这些文字，难免让人心生感慨。玄奘看到的是重楼高阁和僧众云集；现在这里仅存低矮砖墙和残缺基座。一位中国僧人在一千多年前，用文字为一座印度佛教中心保存了盛世时的切片。
离开印度时，玄奘带回657部梵文佛典。回到长安后，他主持译出约75部、1335卷佛经，使佛教思想以更准确、更系统的方式进入汉语世界。驮队里的几百部佛典，深刻影响了东亚的宗教、哲学和思想史。
今天的鹿野苑像一个佛教世界的“小联合国”。来自斯里兰卡、泰国、缅甸、日本、韩国、中国等有佛教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的僧人及组织，都在这里修建了寺院或佛教机构。建筑各自保留本国特色：有的屋顶高耸，有的金碧辉煌，有的简洁肃穆，有的佛像带着明显的东亚面容。佛教从印度出发，在亚洲各地改变了语言、服饰和建筑形式，最后又以不同国家的面貌回到它最初兴起的地方。
我特意去看了1939年建成的中华佛寺。寺院由德玉法师等人推动兴建。它采用中国传统佛寺风格，红墙、黄瓦、飞檐，与周围的南亚建筑形成鲜明对照，是20世纪中印佛教交流留下的一处实物见证。寺院规模并不大，却让我产生一种奇异的亲切感。在印度旅行多日后，突然看到熟悉的汉字匾额和中式屋檐，仿佛找到了一个临时的心灵驿站。
当时，鹿野苑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中老年旅行团。有人双手合十，绕塔缓缓行走；有人认真听导游讲玄奘和《西游记》；也有人忙着互相拍照。朝圣与旅游本来就很难严格区分：有人为信仰而来，有人为历史而来，有人为打卡而来。众生最后都站在同一座佛塔下。
我听见一名游客用中文问导游：“佛祖当年就站在这里讲课吗？”导游回答：“大概就是这一带。”这是一个非常诚实的答案。考古学无法把两千五百年前的讲经活动精确定位到今天草地上的某一点，但鹿野苑作为“初转法轮”之地的信仰与记忆，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
玄奘离开后，鹿野苑的寺院活动延续到12世纪。随着佛教在印度许多地区因宗教格局变化等多重原因走向衰落，鹿野苑也不可避免地迎来了衰败。1194年前后，古尔王朝（Ghurid dynasty）将领、后来建立德里苏丹国马穆鲁克王朝的库特卜丁·艾巴克（Qutb al-Din Aibak）率军攻入瓦拉纳西一带，鹿野苑的寺院群也在战乱中遭到毁坏。不过，遗址最终废弃的具体过程仍有学术争议。
此后数百年，寺院废墟逐渐被植被和村落覆盖，砖石也被取作建筑材料。1794年，地方权贵贾格特·辛格（Jagat Singh）为取得砖料，拆毁了达摩罗吉迦佛塔（Dharmarajika Stupa），意外发现舍利容器。文物虽然因此受损，但这场破坏让鹿野苑重新进入近代学者的视野。英属印度时期，当局多次开展系统性发掘，发现了阿育王石柱残件及著名的狮子柱头。此后，印度考古调查局继续清理、保护遗址，并建成鹿野苑考古博物馆（Sarnath Archaeological Museum）。
遗址的宗教复兴与考古发现几乎同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斯里兰卡佛教复兴者阿纳伽里迦·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及其创立的大菩提会（Mahabodhi Society）推动鹿野苑重新成为佛教朝圣地。20世纪上半叶以来，亚洲多国佛教团体陆续兴建寺院。于是，一座被历史掩埋数百年的古代佛教中心，又被来自亚洲各国的信众重新注入活力。
04
拉合尔门：历史的黑色幽默
北印度之行的尾声，我遇到了一位不可思议的司机。
在拉贾斯坦邦，每一座知名旅游城市都有一款“主打色”：斋普尔（Jaipur）是粉红色，焦特布尔（Jodhpur）是蓝色，乌代布尔（Udaipur）是湖水的颜色，杰伊瑟尔梅尔（Jaisalmer）则是金黄色。旅游宣传把这些颜色变成城市品牌，于是“粉红之城”“蓝城”“湖城”和“金城”便应运而生。
▲“蓝城”焦特布尔和梅兰加尔堡 摄影 丁梓沪
杰伊瑟尔梅尔地处印度西部边陲，向西便是印巴边境，城里和公路上都能明显感受到军队的存在。我就是在这里遇到了纳特。他自称是一名印度军人，业余时间开自己的丰田卡罗拉接包车生意。这个身份组合多少让我困惑：军人兼职拉客开车？但在印度旅行久了以后，我已经学会不要求每一件事都符合我以为的逻辑。
纳特开车带我离开城市，驶入塔尔沙漠（Thar Desert）。沿途的村庄越来越少，路边偶尔出现骆驼、羊群和军车。此前无处不在的雾霾完全消失了，空气变得干燥而通透。
纳特的英语不算太好，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他告诉我，自己每个月要有两周时间在印巴边境的军营驻守，其他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包括开私家车接活。在沙漠度过一晚后，他把我送回杰伊瑟尔梅尔。我从那里搭乘夜班火车返回德里。
▲“粉红之城”斋普尔的风之宫 摄影 丁梓沪
回到德里时，我有大半天转机时间，便去了红堡（Red Fort）。红堡也是由泰姬陵的建造者沙贾汗下令兴建的。红色砂岩城墙包围着宫殿、觐见厅和花园。1947年印度独立后，红堡成为国家独立的重要象征。直到今天，每年印度独立日，印度总理仍会在红堡城墙上升起国旗并发表讲话。
西侧的拉合尔门（Lahore Gate）是红堡的主要入口。它之所以得名，是因为门前的道路曾经通向拉合尔。红堡兴建时，德里与拉合尔同属莫卧儿帝国；英国统治时期，它们又同属英属印度。1947年印巴分治后，拉合尔成为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首府，德里和如今的新德里继续作为印度首都，两座城市从此分属两个国家。一座国家象征性建筑的正门，却以今天政治关系紧张的邻国城市命名，充满了历史的黑色幽默。
走进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时，气氛已经有些紧张。移民官翻看护照，问我什么时候抵达印度，来印度前是否去过武汉，有没有感冒、发烧或咳嗽症状。我本想告诉他，你们这几天PM2.5爆表的空气质量，已经让我嗓子天天冒烟。但我担心这个笑话会给自己增加体温检测、医学观察甚至错过航班等一系列支线任务，赶紧回答：“No！”
他很满意这个答案，盖章放行。飞机起飞，望着窗外的灯火，我以为这只是一趟普通旅行的结束，甚至开始琢磨，已经走过印度南部和北线，第三次再来印度的话，是去大吉岭（Darjeeling）、加尔各答（Kolkata），还是那个名字一直让我很感兴趣的本地治里（Puducherry，旧称Pondicherry）？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这趟旅行变成了一段被突然封存的历史。
▲“湖城”乌代布尔 摄影 丁梓沪
05
尾声
回国后不久，元宵节前后，我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印度的电话：“我是纳特（Nath），那个印度军人，还记得我吗？你和家人都还好吧？”我当然记得。我向他表示感谢，告诉他，我们全家都很健康。
到了2021年春，印度遭遇猛烈的第二波新冠疫情。我拨打过纳特的电话，没有人接听。此后，我没有再联系上他。
2021年10月起，印度开始分阶段恢复向外国游客发放旅游签证，但中国游客此后仍长期无法获得旅游签证。直到2025年7月，印度才恢复受理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申请。彼时，我的五年期印度旅游签证早已过期。
印度旅游宣传长期使用“Incredible India”这个口号，中文通常译作“不可思议的印度”。北印度旅行之后，我发现“不可思议”这个词用来形容印度恰如其分：一座举世闻名的建筑，可以在距离300米时仍然“隐身”；一个被牛粪和垃圾包围的城市，却能让一名来自日本的旅居者感到治愈；一道象征国家历史的城门，却保留着邻国城市的名字；一趟列车可以临时取消停靠，却在晚点15个小时后向你表示歉意；一个兼职司机的军人，会在那个特别的春节给我打国际长途，问候我和我的家人。
这些“不可思议”，正是这片“初转法轮”之地最大的魅力。我依然憧憬着第三次印度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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